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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前面的话:

2021年我们同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合作,共同推出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示范样本”,并出版了书籍《数字上的中国》。我个人承担的章节是有关乡村振兴的部分。最精华的部分都在书里,不过在农村生活了两个多月,又走访了不少的田间地头,案例很丰富,在这里也做一个连载,和大家分享。

图书链接:https://item.jd.com/13040631.html

关于乡村振兴的笔记(二)乡村振兴需要重新以乡村为主体来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到2025年,保守估计农村迁往城市人口在8000万以上,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将达25.3%,约为1.24亿人。

这组数据非常明确地体现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虹吸作用,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实问题。受城乡建设路径惯性的影响,存在着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牺牲农村来推进城市的现象,城乡之间始终突出城市的中心位置和辐射作用,乡村的主体需求和内在优势突出的不够直接和明显。

诚然,在城镇化发展的大潮中,中国的乡村已经呈现了和之前较为不同的鲜明特色,相比于在建国乃至之前的中国,中国的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主次上的变化。

早期的城乡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和农业经济居于主要位置,而城市是乡村之间的市集逐渐扩大而形成的衍生区域。但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深入,事实上在2008年以后,现在的城乡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为城市和城市群掌握经济主动脉,农村则成为城市群构建过程中的从属部分。这种从属部分既可能是体现在城市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也可能是城市运行职能的某个分工,农村要谋求发展要更多地贴近城市发展格局,何况还有城市对周边农村人口和资源产生虹吸的现象。

一言以蔽之,这个过程中农村发展逐渐失去了决定自身发展的主体性地位。

也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城乡关系的变化,今天农村内部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比如在原有的内部社会治理体系也在不断的调整,经济关系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逐渐空心化的农村中,几乎家家户户在城市或者镇上都有亲人;这使得农村人口的社会关系,更多的体现在同城市亲人之间的互动,而农村内部人口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往往变得不如往常那么紧密。此外在城市或发达地区工作过的年轻一代,返乡后因为被认为掌握更多资源和机会,见过世面,可能会被赋予比年长一辈更多的权威,这对原有的农村内部信任体系也是一种冲击。因此重新构建一个有自身内核的农村治理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发展所需要建立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是扶贫工作中在社会层面需要解决的较为复杂的问题。过去几年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大学生村官中间,在这方面付出大量心血,甚至是所有其他工作的大前提,但同时也取得不少成功经验,非常让人钦佩。

另一个伴随的问题是整体社会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也面临着重新认识自我的阶段。比如在改革开放早期广大乡村可以通过乡镇企业等等进行致富先行者可能在比较早的阶段即完成了所在村镇的城市化,通过核心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整体村镇的城市化和社会化问题。但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建立核心乡镇企业,或者乡镇企业规模不足以成为核心,或者乡镇企业也需要进一步升级而面临很大困难,后面随着我国的绿色转型和生态转型,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实现跳跃式发展,而且如果应对不得力的话,农村不仅人口面临空心化,随着落后产能的下马也可能会面临产业空心化。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对三农问题的扶贫攻坚工作,绝对不仅只是经济工作,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全社会的一场深刻革命。其中既包含了如何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也包含了农村内部的社会治理改善和社会关系重建,同时也包含了城乡职能的重新划分和重新定位。

但这样的描述仍然过于粗浅,事实上完成这一历史伟业,所付出的努力是艰苦卓绝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扶贫攻坚战中涌现出很多英雄事迹。因为革命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消除贫困本身的工作更是如此。

但扶贫攻坚战本身也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构建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

第一是培养了一批能上天入地的高质量基层干部,他们对于政策的解读是及时和到位的,他们对于乡村的需求的理解是深刻以及具体的。他们本身在农村具有很扎实的实践能力,在农村社会环境中也建立了高度的公信力,这为中国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和组织保证。

第二是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是史无前例的。随着网络水电公路教育医疗的村村通,未来做到在农村的生活相比城市在功能上完全一致,那么对于农村引进人口和产业都是莫大的助力。

第三是农村地区对自身定位趋于明确。扶贫攻坚过程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把农村和城市通过新基建得以连接,这使得农村建立新的主体性定位成为可能。这其实对我国未来发展模式问题也会产生影响,足以改变国运。

第四是形成了一套乡村振兴的方法论。因为我国地大物博,使得农村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往往大于城市间的差异,甚至很多时候大过城乡差异。承认这一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规律实质总结经验概括方法论,这是扶贫攻坚战形成的宝贵财富,可为乡村振兴所用。

第五是对农村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改造,移风易俗,提倡新风,加强教育,推进文化建设。扶贫攻坚工作中在农村地区形成的新时代农村精神风貌,以及构建起来的农村题材的文化作品、新媒体平台、宣传阵地以及农村治理平台,都将未来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强调乡村振兴中乡村本身主体性定位,就是要依据农村自身的发展诉求、社会关系、内在优势来设计发展路线。特别是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来投身于新农村、新农业建设的。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城镇化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化农业人口,是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城镇化进程的一代人,他们是和城镇人口没有代差的一代人。因此调动他们的参与意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意义上突出乡村振兴的主体性。

虽不同于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基本方法论,但毋庸置疑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经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都是值得借鉴的。而新一代的农村人口,具备对这些经验的理解和消化能力,这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绝对不能忽视的。

乡村振兴是建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为各种原因,当前我国发展的短板,更大体现在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当前我们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广大农村存在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现象。只有乡村振兴的现代化,才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指明了城乡关系发展方向。为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农村要成为与城市平等的发展主体,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也会更多依照农村视角,要多激发新农业人口和有意向的人群广泛参与,充分激发农村活力,调动农村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发展中正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元素,比如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手段和经济形式,也要充分同步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结合农村具体特点落实本地化,形成有农村和农业特色的新兴经济业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当前现代化的棋眼,则是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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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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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北方君子,张家口人,财新传媒副总裁,曾任职于汇丰银行、中信证券,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届本科生校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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