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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活跃于张库商道上的外国传教士——记蒙古活佛册封的拉尔森公爵

一位活跃于张库商道上的外国传教士

——记蒙古活佛册封的拉尔森公爵
高尔基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发表在《张家口文史》的一篇论文,作为张家口人,在获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有一位瑞典人在察哈尔地区传教、通商的传奇经历时,惊喜可想而知。张家口作为张库大道的起点,在清末民初是中国很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当然时过境迁,现在作为镇固京畿的华北小城,许多往事都已经湮没。但2022年冬奥会申办的成功,再一次把这座城市带到世界面前,我们也不禁重燃振兴家乡的期望。于是翻出当年的论文,分享给大家。

根据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记载,20世纪初的张家口以其蒙语名字“卡尔干”(Kalgan)而闻名于世,(“卡尔干”在蒙语中有两个意思:其一为“屏障”或“栅栏”,其二为“门梁”,笔者分析此称呼的来历可能与张库商道的起点——大境门有关。)作为北方商业重镇,在中原与蒙古乃至沙俄的商贸沟通往来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曾用“街市宽阔,商铺云集”来形容和赞叹这个当时人口近10万的远东城市。

由于经贸的繁荣,当时的张家口云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界名流,也同样吸引着富有探险精神的西方人。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跨国商人,也有政治掮客。而这三种身份兼具的典型代表,则是瑞典人佛兰斯·奥格斯特·拉尔森(一译兰理训:Frans·August·Larson)。

早期经历

1870年8月,拉尔森生于瑞典小镇Tillberg的in a poor farm worker family in Tillberga一个农场工人家庭,家里经济情况很拮据。拉尔森4岁时父亲去世,五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他们兄弟,而后兄弟夭亡,与姐姐相依为命。为支持生计,他很早就到农场中帮助料理奶牛和放牧马匹,这期间掌握了娴熟的骑猎技术,竟成为他之后安身立命的重要手段。

姐姐出嫁后全家搬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并资助拉尔森到那里学习建筑学。 造化弄人的是,22岁的拉尔森对此兴趣不大,倒是美国的一家传教士机构—美国传道会在瑞典招募21位年轻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拉尔森有幸入选。

中国,对于当时的瑞典人来讲,是遥远到“天籁之外”(outside the world)的国度,但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传教士希望能够将福音遍洒各地,中国自然包括其中。不过对于年轻的拉尔森来说,神秘的东方国度,本身就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由传教转向经商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拉尔森冲击非常大,他热爱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并和同为传教士的美国姑娘玛丽结为伉俪,希望在中国长期居住下去。当时的拉尔森也许并不知道,到1939年他被迫离开中国,他在这个东方国度将整整经历46年,近半个世纪。

当时的中国百姓对外界非常陌生,对白皮肤、蓝眼睛的传教士以及他们广为传扬的精神寄托就更难理解了。这种文化上的隔膜并没有阻挡拉尔森传教的热情,他利用多种形式和当地居民接近,通过物物交换以及发散食品吸引居民的眼球,从而发展教民。终其一生,拉尔森在张家口为中心的东内蒙古教区共传送了25000册圣经。

对拉尔森在华期间事业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当时义和团进逼张家口,企图杀掉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以及中国教民。而拉尔森两个女儿尚幼,出逃难度非常大。凭借他在传教经历中对蒙古戈壁的了解,他暗中准备了一群骆驼,并作出详尽的计划,在凌晨赚开城门,领着16个美国人和17个瑞典人逃进了蒙古戈壁,最终躲过这场劫难。

经历义和团事件之后,拉尔森夫妇回到张家口,玛丽仍然肩负起传教的使命,而拉尔森则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商贸上。这大概起始于拉尔森早期传教的经历,他经常用圣经和居民交换奶酪、牛奶、茶等食物,日久天长便积累了和蒙古人、汉人贸易交换的经验。

另一方面,拉尔森负责的蒙古教区传教工作,从生活状态上更像是探险。每次深入蒙古戈壁,都需要3至5个月的时间。一路上常常要面对野狼和强盗的威胁,因此拉尔森随身携带来福枪用以自卫。在一次与野狼的周旋中,汽车翻车,拉尔森一条腿受了重伤。

这种冒险生活并没有给拉尔森带来经济上的意外收获,相反拉尔森逐渐意识到务必选择一种专门的职业,从经济上支撑玛丽的传教工作以及全家的生活。结合当时张家口的历史背景,不难想见拉尔森将注意力集中到蒙汉贸易上。

1917年的张家口商铺云集,已拥有多家外资商行。精通蒙汉语言的拉尔森很快受到一家丹麦美国合资贸易公司的青睐,参与马匹、牛羊以及皮草的贸易。凭借着对蒙汉两地文化的稔熟,他的贸易业绩非常骄人,5年之后组建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从事外蒙到张家口的商路贸易。据有关拉尔森的外文传记资料记载,拉尔森对张库大道汉蒙贸易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率先缩短了张家口到库伦(今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的驼队商路日程,使之比原有路线缩短了近3天。他的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仅以马匹为例,他在蒙古的马场每年为中国军队提供战马就能获利30000美元。

一个西方人,在中国从事蒙汉贸易,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呢?对照同时期晋商的经验,可以想见,蒙古贵族对拉尔森的支持非常重要。

与蒙古贵族结缘

拉尔森精通蒙汉双语,并精通骑术,牧马驯马技术娴熟,因此具备和蒙古贵族交好的条件。

当初拉尔森初到中国,为推动在蒙古牧民中的传教工作,他希望蒙古人帮助他深入蒙古腹地,并主动学习蒙语,接近蒙古贵族。在鄂尔多斯,他参加了当地公爵(王爷)的婚礼,并得到公爵的赏识。公爵主动安排拉尔森在鄂尔多斯的住处,并安排了蒙语老师。尽管拉尔森拒绝了公爵夫人为其提亲的请求,但仍没有失去公爵夫人和他的友谊。客观上讲,公爵夫人与其他女眷对当时的西方人都存有好奇,因为她们听说“西方人没有膝盖不能下跪”,因此会想尽办法接近拉尔森,以检验这则听闻。

拉尔森没有在鄂尔多斯过多的停留,而是继续他的旅程,并终于到达库伦,而且凭借着对蒙古民族宗教的尊重和了解,拉尔森和蒙古活佛成为了朋友。当时,拉尔森无疑是在蒙古的最显赫的外国人。

在当时中国的默许之下,外蒙古倚仗沙俄政权的支持宣布独立,蒙古活佛成为蒙古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之后,拉尔森被活佛册封为蒙古公爵。仅位列王子之下,成为蒙古贵族中的一员。

凭借蒙古贵族的支持,拉尔森在蒙汉贸易中获利非浅。但与此同时,拉尔森作为在华外国人的显赫代表,也借助当地贵族的支持,帮助西方学者进行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考察。这在主观上,长期以来受到我国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争议。

参与西方来华学者的科学考察

拉尔森参加的所有对华考察中,最为有名的是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发起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以及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在戈壁的古生物科考。

1926年底,德国国家航空总公司计划开辟从柏林经北京到上海的民用空中交通线,需作学术调查。以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Dr. Sven·Hedin)为首的德瑞科学家到北京,计划到中国西北作全面考察。出于对中国国家资源的敏感性以及中国学界的爱国热情,北京各学术团体于1927年3月5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开会商讨,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任为北大教授刘半农。

该协会理事会与斯文·赫定多次协商,最终决定共同组织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该考查团出发时我国团员10人:团长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袁复礼是清华大学兼北大地质学和地文学教授,1928年12月以后任考查团代理团长;黄文弼是北大国学研究所考古学讲师;丁道衡是北大地质及古生物学助教;詹藩勋来自水利委员会,研究大地测量和地图学;龚元忠来自历史博物馆,为考查团的照相员。又通过考试,选拔了4名北大学生为考查团气象生,其中物理系—年级学生刘衍淮通过这次科考的锻炼最终成为我国空军气象的创始人,台湾省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外籍团员主要包括来自瑞典、丹麦、德国等国的17名团员,各有明确的职责和研究领域:地质、测量、人类学、考古学、天文观测、气象观测,有的作为考查团的医生、会计、翻译、摄影师、电影员等。而拉尔森,由于参与了早期策划,并对考察地区非常熟悉,被斯文·赫定任命为科考队队长,总体管理科考队所有事务。在科考全程中,拉尔森为随团的诸位学者尽力提供一切帮助,对该次考察最终的满载而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还推荐了出生于张家口的丹麦传教士后裔哈士纶(H. Haslund)担任考察队驼队副队长,哈士纶从事蒙汉贸易多年,精通蒙汉双语,曾对土尔扈特蒙古族做过一些民族学研究,这次科考之后出版了《蒙古的人和神》。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1927年5月9日从西直门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晚上到达包头,此后便骑骆驼或徒步进发。考查团在行进途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1927年6月,丁道衡在内蒙茂名安旗富神山发现巨大铁矿,至今包头钢铁公司内仍塑有丁道衡的铜像。而后又发现了白云鄂博东、西矿,现已发展成为今日的包头钢铁基地。

黄文弼发掘到了大量居延汉简,成为我国在新疆考古的第一人。在3年多的考察中,他采集文物80多箱,回京后撰写论著,现在见到的有考古专著5本,蒙新考察日记一册。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袁复礼教授在团中连续考查时间最长,工作任务最重,成绩也最为卓著。他发掘到各类爬行动物个体化石(包括恐龙化石)70多具,尤其是他发现的新物种水龙兽和二齿兽均为南非哈鲁系之标准化石,这是三叠纪初泛大陆存在的有力证据,所以这个发现对古生物研究和地层研究均有重大意义。袁复礼教授还两上天山,为当地人民找到地下水源,帮助少数民族改进炼铁技术,当地人民感谢他,为他立生祠,造复礼庙、袁氏庙。193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袁教授北极星奖章,以表彰他在中国西北科学考察中的杰出成就。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艰难困苦中铸就的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精诚无间的协作精神和不畏艰险、迎接挑战的献身精神,是这次科学考察在学术成就之外带给我们后人的重要财富。而中瑞两国在这次科学考察中的平等互助的合作关系,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宝贵经验。

另外在美国学者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Chapman·Andrews)对戈壁沙漠进行古生物科考的过程中,拉尔森为其提供了铁路运输以及道路指导等服务。有趣的是,在安德鲁斯的科学考察队中,有一位拉尔森家的座上客,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就是was the future president Herbert Hoover.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

离开中国后的日子

是日本侵略军的战火结束了拉尔森在中国的日子。1938年蒋介石政府秘密邀请拉尔森会面,希望其帮助国民政府搜集有关日军的一切军事情报。拉尔森在战争初期尽可能地努力帮助中国军队,但日本军队很快攻陷张家口,并用监禁甚至暗杀威胁拉尔森等嫌疑人员,迫使拉尔森于1939年不得不携全家离开中国。

造化弄人的是,最初拉尔森没有成功返回瑞典,因此定居美国,购买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农场,而后为了享受天伦之乐而同玛丽一起搬家到孩子们定居的加里佛尼亚州。

1950年,拉尔森再一次回到瑞典的土地,并受到老朋友斯文·赫定的热情款待。由于其早年在东方古国的传奇经历,尤其是之前一年出版了《拉尔森公爵: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广为传阅,拉尔森成为瑞典人街头广为传颂的传奇人物,并与瑞典皇家成为朋友。

但是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使得拉尔森“千金散尽”。1957年,拉尔森去世后葬于美国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墓地里,和他相伴一生的玛丽长眠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已经和在遥远的Tillberg小镇出生时几乎一样贫穷了。

后记

2004年,也就是拉尔森离开中国60多年以后,他的重孙—威廉玛丽学院的教授亨利·哈特(Henry·Hart),和曾经为其书写传记的阿克塞尔·奥德伯格(Axel·Odelberg),沿着当初斯文·赫定领导的中国西北考察团的足迹,进行了为期五周的旅行。

哈特教授专门来到张家口,寻访先祖当初的遗迹。根据祖辈流传的记载,他们找到了当初拉尔森在张家口的“豪宅”,一座雄伟的石制建筑。但根据当时屋主介绍,根据张家口市政规划,这座房屋将于2005年拆掉。哈特教授非常遗憾。

在哈特教授的笔记《消失在戈壁沙漠》一文中,并无对拉尔森故居具体位置的记载。根据拉尔森传教士和皮货商的身份,结合张家口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居住分布状况,笔者认为拉尔森的故居,大致应当位于今桥西区堡子里周围一带。老一代的居民,或者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这个故居的位置,想必会有更准确的了解。
 纵观拉尔森一生,客观地讲,他一生的主要时间,都是在张家口度过的。他在张家口当时蒙汉互市的时代背景下,凭借对东方文化的尊重与了解,生活得如鱼得水。他不仅仅在当时蒙汉两地的商贸往来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当时世界对中国西北部的科学考察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不容回避的是,国家积弱,则外交维艰。面对西方人对我国展开的各个方面的科学考察,国民政府当时应对不力,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以刘半农先生为代表,为维护我国科学资源的主权,为推动中国学术界对祖国资源的考察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否则,今天回首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作为中国人,将毫无自豪可言。

但无论如何,张家口曾经作为沟通蒙汉的重要商埠,对五湖四海各方人士敞开着大门,汇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之士,而其中的外国人,客观上也推动了张家口,乃至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拉尔森先生,应是这其中不容忽视的一员。

今天我们提起这样一位流连张家口半个世纪之久的外国人,为的是更好地反省我们的历史,对复兴张家口这座塞外古城不无裨益。在西方报纸、学术论文中反复提到的张家口的名字,一直在警示我们:世界曾经注视着我们,世界也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复兴我们的家乡,让世界继续注视我们,注视我们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参考文献
1. Lost in Gobi Desert, Professor Henry Hart, ALUMNI MAGAZINE, SPRING/SUMMER 2005, p 41-45
2. Duke Larson of Mongolia, Swedish Press, April 2004, p 20-21
3.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pub.1911
4. 《由“哥德堡号”想到“西北科学考查团”和“绥新公路查勘队”》,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5.《中國與瑞典合組之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1927-1933)》,劉衍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第六期(1982)
6.《徐旭生西遊日記》,徐炳昶,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印行,北平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注:本文中罗列事实为英文资料翻译整理。


作者:

高尔基,笔名北方君子,张家口人,财新传媒助理总裁,曾任职于汇丰银行、中信证券,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首届本科生校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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