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出炉：政治经济学的饮鸩止渴

石破茂的辞职，表面看是一场“体面撤退”，实质是一次政治经济学的“紧急避险”。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支持率低迷的内阁，更是一套在“日美贸易协议”与“党内派系清算”双重夹击下，已无法自洽的治理模型。本文试图从自民党派系力学、候选人光谱、政策遗产与结构性约束四个维度，拆解“后石破”时代的日本将被推向何处，并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日本政坛是否正被拽离“长期理性”的轨道？

一、派系力学：唯一未解散的“麻生派”成为关键“瓶颈资源”

“黑金丑闻”后，安倍派、岸田派、二阶派相继解散，麻生派成为唯一保留组织化票仓的“硬核资产”。在总裁选举的“议员票”层面，麻生太郎手握约45张铁票，并可间接影响宏池会（岸田派残部）与部分无派系议员，形成60～70票的“可交易区块”。在总票数（众议院+参议院+地方票）约760票的格局里，这一区块足以成为任何候选人的“决胜边际”。

麻生的偏好非常明确：

意识形态上，反对石破茂的“亚洲版北约”与“对美对等”路线，坚持日美同盟的“单向依附”框架；
利益上，要求继续保留“财政路线弹性”，反对加税弥补防卫费，以保障其背后金融-地产-医疗利益集团的估值稳定；
个人恩怨上，2021年总裁选即公开反对石破，今年7月更直接放话“不会允许石破继续执政”。

因此，谁能获得麻生“盖章”，谁就拥有第一轮投票的“入场券”；反之，即使民调高如小泉进次郎，也可能在“议员票”门槛前被“技术性绞杀”。

二、候选人光谱：高市早苗为何是“麻生约束”下的最优解？

麻生的决策逻辑是“最小阻力+最大可预见性”：

小泉虽年轻、民调高，但其“绿色增长”需要碳税、电力市场改革，直接冲击麻生背后电力-地产复合体；
岸田虽听话，但2%的民调意味着“党意”与“民意”撕裂，可能触发众院补选雪崩；
高市早苗则同时满足：
- 意识形态上“继承安倍”，可整合清和会残部+右翼无派，拿到50～55议员票；
- 政策上承诺“不加税而增防卫”，通过发债+央行“续命”方式融资，与麻生金融利益一致；
- 性别符号上可制造“首位女首相”的媒体叙事，对冲民调劣势。

于是，麻生只需在首轮投票前“技术性”放行部分宏池会票给高市，即可在第二轮形成“反小泉”联盟，复制2021年“岸田逆袭”剧本。高市早苗上台，不是“民意”的胜利，而是麻生派在“后黑金”时代继续充当“瓶颈资源”的必然结果。

三、政策遗产与结构性约束：从“阅兵”到“日美贸易协议”，日本话题的“虚假繁荣”

石破茂留下的最大外交遗产，是7月与特朗普政府签署的《日美投资与关税备忘录》：日本对美汽车出口维持2.5%关税，但承诺未来三年把整车出口量压减15%；大米市场设定“零关税低配额+高关税超配额”的TWQ机制，实质让美国产米获得7万吨/年的“渗透窗口”。作为交换，美国取消对日半导体出口管制，并允许日本在美设立“联合代工”工厂。

这套“以农业换半导体”的模型，短期内为石破茂赢得了“日美谈判终局”的叙事，却留下三重结构性裂缝：

产业裂缝：汽车减出口直接打击爱知、三重、静冈三大产业集群，涉及约38万人就业；米价开放则让北海道、新潟的农家收入预期下降8%～10%，与小泉“农林水产大臣”安抚基层的诉求正面冲突。
财政裂缝：为补偿农家，内阁府需追加2000亿日元/年的“直接补贴”，但防卫费已锁定GDP2%目标，社保支出随高龄化刚性上升，财政空间被“双重挤压”。
战略裂缝：高市早苗若要“修宪+强军”，需把防卫费从当前6.8万亿日元提升至10万亿日元以上；在“不加税”承诺下，只能扩大国债发行。然而，日本央行（BOJ）已在7月宣布“长端利率上限1.0%”的柔性YCC，若再大规模购债，日元贬值与输入型通胀将反噬农家与低收入阶层，形成“越强军越民粹”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日本当下的“主要话题”——阅兵、强军、日美同盟对等化——本质是用“安全叙事”掩盖“收入再分配”难题：

对农村：以“外部威胁”置换“市场开放”的阵痛；
对都市：以“半导体回流”置换“汽车岗位”流失；
对金融：以“央行购债”置换“财政纪律”崩溃。

这套叙事在短期内可以凝聚“国家目标”，却缺乏“可持续盈余”——既无法像上世纪60年代高速成长那样用增量收入弥合矛盾，也无法像80年代“国际协调”那样用外部市场对冲成本。其结果，是把政治资源进一步锁死在“对美依附+财政金融化”的旧轨道，而非迈向“高附加值农业-零碳产业-东亚市场一体化”的新轨道。

结论：日本政坛正在被拉向“错误轨道”吗？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一个体制的“长期健康”取决于能否同时满足：财政可持续、产业可持续、社会可持续。高市早苗—麻生太郎的“最小胜利联盟”之所以成立，恰恰是通过“选择性”绕开上述三条约束：用央行购债替代财政改革，延缓“税收-债务”清算；用“去中国化”补贴替代产业升级，延缓“生产率-工资”矛盾；用“外部威胁”叙事替代内部再分配，延缓“都市-农村”裂痕。

这套组合在短期内可以“稳预期、稳资产价格、稳选票”，却把成本推向未来：日元贬值的输入型通胀、国债利率攀升的财政挤出、对华贸易萎缩的市场真空，最终仍需下一代纳税人与劳动者承担。日本政坛不是“偶然”被拉向错误轨道，而是在“黑金丑闻—派系解体—民意碎片化”三连击后，原有“利益-意识形态”缓冲层消失，迫使自民党选择“最低可接受共识”——高市早苗的“安全民粹”。

石破茂的辞职，因此不只是个人悲剧，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学”长期透支后的“紧急避险”：当财政、产业、社会三重可持续同步亮起红灯，系统最理性的选择，便是用“外部敌人”与“国家荣耀”暂时冻结内部清算。高市早苗的上台，不过是这一系统性逃遁的“人格化”符号。若未来没有新的“增长-分配”范式，日本将反复上演“首相轮替、政策空转、财政金融化”的漂流剧，直到外部冲击（美债利率飙升、台海危机、能源价格暴涨）彻底击穿“日元国债”最后的安全垫。那时，再回望2025年9月的这场“体面撤退”，才会意识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清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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